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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指挥民众抗击日本和侮辱日本，以至于招来虐杀，这是中国统帅者的错误，跟我们无关！”
“所以你坚持不从中国撤兵，而且还将战争不断扩大，是，还是不是？”
东条英机眉头一皱，盛气凌人地说：“我不喜欢回答是还是不是！”
季南没有表情地说：“这是在法庭，容不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必须回答是还是不是！”
广濑一郎站了起来：“我抗议！检察官不能这样提问！”
卫勃打断广濑一郎的话：“抗议无效！证人必须回答检察官的这个问题，并且也必须按照作证规则来回答，是或者不是！”
广濑一郎悻悻地坐下。
季南盯着东条英机：“是，还是不是？”
东条英机沉默了一下：“不是！”
“不是？那从1941年10月，你受命组阁之后，日本从中国撤军了吗？”
“没有。但那是因为当时日中两国间的形势非常…”
季南果断地打断了他：“你刚才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我不需要你的解释！”
东条英机感到有些憋气，他焦躁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广濑一郎眉头皱了起来。
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时常光顾的小酒馆里。
“可惜，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条英机在率领东条兵团进攻察哈尔和华北其他地方时候所犯下的罪行，但是却不能在法庭上公开提出来。”高文斌说。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与那个田中隆吉达成司法协议，也就不能说服他出庭作证。”向哲浚说。
“东条兵团，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两个人，可惜啊。”高文斌说。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法庭上，那个田中隆吉起到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倪检察官说。
“只是眼睁睁看着他在监狱外面逍遥过世，心里总是不甘。”高文斌说。
“谁叫这一次法庭使用的是英美法系的体制呢？”刘建业说。
“美国人对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眼里只盯着珍珠港和东南亚。”向哲浚说。
“珍珠港和东南亚，对于他们美国人来说，有切肤之痛。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美国人当然兴趣不大，而且，就连我们自己的政府对这个都不怎么积极，还怎么指望别人会积极呢？”刘建业说。
“对了，现在国内的形势怎么样了？你们军队的消息总该是比较灵通的吧？”高文斌说。
“用一个词就可以形容了，糜烂。”刘建业头都不抬地回答。
“说的一点都不差。就连**里的将军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了。”倪检察官说。
“要不是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又怎么会有中山陵的哭陵事件？那可是四百多名将军一起干的。”刘建业说。
“要不是政府对待这些有功之臣实在太刻薄，他们怎么也不会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向哲浚说。
所谓“哭陵”事件，是指的1947年5月5日，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山陵发生的一件**中央训练团400多名编余军官集体到陵园祭堂哭陵的事件。
**素有嫡系与非嫡系之分。抗日战争结束后，原来为适应抗战而成立的**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方面军全部撤消，不久又撤消了集团军。当时，最高统帅根据他的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中将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准备通过整编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以至瓦解非嫡系军队。1946年4月，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军事复员会议，由何总司令主持。魏德迈在会上主张把军队整编为五十个师。会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工作，把原来的师改为整编旅，军改为整编师，三个整编师组成一个整编军。每军应该有一万多士兵，但由于吃空额严重，实际人数远远不足定额，所以在整编时，最高统帅对非嫡系部队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办法，撤消非嫡系部队的番号后，士兵并入嫡系的中央军，军官则作为编余。这些被编余的军官，除了打仗外，一无所长，离开军队后无以为生，伤残军官的遭遇就更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鉴于这些情况，最高统帅下令把各地编余军官除自愿遗散者外，都集中起来，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少将以上的编进将官班，上校以下的入军官总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陆续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作，其中不少被送入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以便转入警界。
当时，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的编余军官有500多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这些人级别既高，除打仗外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
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校受训结业，却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他那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
在将官班里，有个叫奚泽的中将，原是位华侨，同盟会员。他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回国后的奚泽曾在大总统府工作。以后，他转战南北，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成了编余的奚泽，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是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1947年2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母，景况十分凄凉。死后，遗属无以为殓，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6000元办丧事，但物价高达50万元买一担米，所捐之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好友，莫不感到悲痛。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临别一起前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将官心愿，一致认为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情合理的行动。
5月5日上午9时左右，将官班的学员们各自从家里出发，三三两两到中山陵集中。10时许，就到了约400人。他们身着黄色的将校呢制服，将级领章，胸前挂着勋表。大家推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带领众将官到博爱坊前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同学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准备举行哭陵仪式。
仪式一开始，黄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军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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