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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下旬，中国上海吴淞军用码头。全/本\小/说\网
一队队穿着**陆军军服的军人正从军用运输舰上排着队下来。码头上，一队陆军军官和一队海军军官站在一起。
“多年不见，率真兄已经高升了，都当上海军总司令了，实在让小弟汗颜哪。”穿着陆军中将制服（**里，中将加上将衔的军官可以穿中将军服，也可以穿上将军服，当然大多数人都穿上将军服）的刘建业对站在身边穿着一身全白海军中将军服的海军新任总司令桂中将说道。
“仲良老弟，其实，你才是值得羡慕的，以黄埔第七期的资历荣膺中将军衔的，你是第一个，不少的一期老学长至今还扛着少将军衔呢。”桂中将说道。
“率真兄，我还在船上的时候就通过广播得到消息，说是总统把他的大公子派来上海做经济管制副督导员，是不是有这回事情？”刘建业小声地问道。
“确有此事，就在前两天，大公子刚刚驾临上海”桂中将回答说。
“到底有什么事情，需要总统把大公子都派来上海亲自坐镇？”刘建业问道。
“我实话跟你说吧，这次大公子到上海，是要来整顿金融，改革经济。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总统派大公子来亲自坐镇，也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总统对此次经济改革是抱着‘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桂中将说道。
“总统早就应该痛下决心了，希望此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刘建业说。
“总统此次决心很大，又有大公子亲自坐镇督导，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桂中将的情绪似乎很乐观。
“事情恐怕不会一帆风顺，但愿不会节外生枝吧。”刘建业说道。
“对了，仲良老弟，这次你们部队从日本回来，肯定带了不少私货吧？”桂中将小声地问道。
“怎么，率真兄的海军还兼职干上海关缉私的业务了？”
“怎么可能。我是想和你携手做做买卖。”
“怎么，连你们海军都困难到必须做买卖维持生计了？”
“那倒还不至于，只是你也知道，现在物价飞涨，军饷还是就那么一点，要是我们都只吃那份军饷，不找一点别的发财路子，我怎么稳定下面的那些弟兄们？”
“既然率真兄这么讲，那我就不掩饰了。这次兄弟和手下弟兄从日本回来，却是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有不少的美国货，正需要找路子脱手套现。”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你的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好说。”
“率真兄，我可事先说明，法币我是不要的，要买我的货，可要掏黄金或者美钞才行。”
“这个没有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跟上海滩的那些大老板做买卖，都是用黄金，银元或者美钞结算。”
“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边还有不少的工厂，主要出产棉纱，生丝，数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这点就尽管放心，没有金刚钻，我不是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还有大老板吃得下。”
“是吗？看来，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说起来，这个大老板和你也算有一点渊源。”
“那会是谁？小弟多年不在国内，孤陋寡闻。”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实话对你说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现在不在南京吗？”
“大公子前脚刚到上海，她就跟着来了。”
“看来，大公子这趟差事不太好办啊。”
1948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多年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统治。7月下旬,蒋总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总统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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