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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将其调往武汉，而将懵懵懂懂却是嫡系出身的刘经扶放在了华东“剿总”司令的重要位置上。这也难怪李德邻要对蒋总统这种不以大局着眼，任人唯私的做法感到极其不满了。
白健生当然也对蒋总统的调任极为愤慨，一有机会，就弄出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当1948年10月，解放军把决战矛头指向徐州，徐州形势吃紧时，国防部长何敬之向蒋总统提出，由白健生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大**重兵集团，出任中原“剿总”司令。一来白健生外号“小诸葛”是个擅战之才，二来利用白健生爱戴高帽的性格，一个中原“剿总”司令头衔，换一个卖命的“小诸葛”。白健生到了南京一进国防部，往日那些不给好脸色的人，全都围住他极尽恭维之能事，如此3光下，白健生立刻倾囊相授，提出了对于中原决战的两点计划：
1，徐州主力收缩到津蒲路两侧，伺机而动，逐步退往淮河，再寻机决战。
2，按“守江必守淮”的原则，徐州主力撤至淮河一线，确保京、沪、杭地区。
同时提出，不仅蒋总统要求增援的土木系12兵团，而且14兵团，桂系的张金第3兵团，都准备开拔增援徐蚌战场，让中原决战的**仅机动兵力就达到一百万。
“徐州主力收缩到津蒲路两侧，伺机而动，逐步退往淮河，再寻机决战”这就是后来徐蚌会战时**所采取的计划。可偏偏碰到个徐州“剿总”刘总司令，当时**流传“徐州是南京门户，定要派一虎将守门，就算没虎将，也要派个狗看门，谁知派个猪，这下大门肯定不保了。”本来是把数个兵团集中到津蒲路一线的，结果临阵部署被刘总司令改成了集合到徐州和蚌埠两地，主动让出了津蒲路这条生命线，结果几十万军队被分为数个集团，走也走不了打也打不了。
谁知没过几天，白健生迅速回到武汉，不仅不出任中原“剿总”司令一职，14兵团和第3兵团不能东进，就连12兵团也想扣着不放。原因就是派系倾轧，桂系三巨头之一的元老黄中将听说白健生到了南京，立刻从上海赶到南京，向黄中将力呈蒋桂矛盾之重要性，认为这次中原决战不仅不能支援老蒋，相反要拆台散伙，让老蒋和共军血拼。大战在即，**内部派系倾轧，焉能不败？共军合华中、华东两路大军，而**则是分华中、华东两路人马各自为政。
对于淮海前线的**高级将领，李德邻也有一番比较贴切的评论。他说：“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第二兵团邱司令指挥。黄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和邱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G军不堪一击。眼见G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G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就这样，淮海战役还未打，蒋总统就已经内外交困，战略决策不定，指挥系统不力，调动不灵。最后，好不容易逐步集中了号称80万兵力，摆出一副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以期求孤注一掷的胜利。
其实，在此前的时候，南京国防部作战厅曾由国防部何部长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
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倒是可以通过主动的后撤退守，集中主力部队缩短防御正面，有可能实现大纵深的弹性防御作战。这点也是美**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观点,也是会战总原则。但是，因为第二个方案，是由作战部的郭刘两位厅长大力主张，引起了与两人所在派系素有旧怨的国防部何部长的不满，首先就以**无法承受放弃徐州放弃中原的政治后果的理由而否定了。结果，国防部在上报的时候，就只上报了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不了了之。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总统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