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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一身黑,是为了干活时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面,另外也都讲僻邪,帽刺、袜子、腰带都使大红的,全用猪血染过。
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子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解放前,她亲哥哥曾被“泥儿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力,在掏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匪巢,给她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
据四婶子她哥回忆,“泥儿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许多洞,最后从黄皮子坟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窨子庙来,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惹恼了大仙爷,搭上好几条人命,不过“泥儿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从庙下的暗道中,挖出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
“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便都被拖到山沟里杀人灭口,四婶子她哥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身上打了个对穿,捡了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屯子后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撑几年,便一命呜呼了,至于“泥儿会”从黄大仙庙中掘出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都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以后,“泥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这股绺子了,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和胖子听得全神贯注,黄大仙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泥儿会”这么不惜血本地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泥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我们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要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可四婶子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
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也已大为不同,第一是薄葬,其次是深埋不坟,穴地二十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面照样可以种植庄稼。
不过我们这的深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只是平些荒坟古墓,用墓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这坟砖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仍不消散,削割平整之后,还要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毛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她很孤单,也许克伦左旗的生活比山里还要单调,克伦左旗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是属于内蒙,但不属同一个盟,克伦左旗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成,让她在草原上放牧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我正思量间,发现胖子翻箱倒柜地想找纸写回信,便对他说:“别找了,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到哪去找信纸,我看咱们在山里都快呆傻了,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吃惊地问道:“啥?去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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