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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并且还是一笔不菲的退伍安置费，让他们顺利渡过最初几年时光，慢慢寻找出路，这样才不会产生骚动。
因此它是第一步裁兵。
在第二步裁兵之前，必须在开封附近各州县大规模开始了淤田，挪出大量耕地，将禁兵城外化，农村化，为什么农村化，一是开封城太繁华了，不适宜打造一支铁军。二是这一裁与检索吃空饷，暂时将余下的各将军震慑住了，但他们生活在城中，要吃要喝要玩要乐，不能吃空饷了，早晚必伸出另一只贪婪的大手，那就是克扣，克扣士兵的兵饷。因此也要离开这个繁华的地方。三就是减少士兵家属的生活开支。
这个有点麻烦，即便有了淤田，未必会有多少禁兵愿意离开京城。
所以这必须往后挪。
然后才是第二步裁兵，再次检索吃空饷，它是关健，不管什么理由什么情况，吃空饷必须杜绝之。
再进一步地淘汰羸弱士兵，生生将禁兵裁成四十五万人，稍许增加士兵的薪酬，再于河北河东陕西巴蜀荆湖南湖与两广增加一些土兵，用二十五万禁兵与这些土兵乡兵混编轮戍，二十万禁兵备轮戍与拱卫京畿安全。因为常驻兵力还是在二十万，全国依然是主干强，枝干弱的局面。
而且也有一个例子，宋太祖时，只有十五万禁兵，十来万厢兵，就这么一点兵力，对抗辽国，一统天下的。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况且四十五万禁兵，再搭配可能的三十万土乡兵与蕃兵，战斗军队数量也不少了。
若是那样，战斗力变得强大，养兵费用却会急剧下降。
这才是完整的裁兵。
所以第一年朝廷财政并没有得计，就是到了明年，依然得计不会太大，后年才能称得上真正得计。
三司也统计了一下，估计节约了三百几十万贯钱帛。若是抛除吃空饷的那部分，实际并没有节约多少，正是此故。
还有，坊场河渡，前前后后变出来四百多万钱帛。
两相结合，算是不少了。
但宋朝很悲催，这年太行山这一带地震带开始大规模的地震，东北到辽国幽州，西南到开封，包括河北许多地区都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地震现象，说是涌沙出水，破城池坏庐舍，官员吏民一起不敢在城中居住，跑出城，住草棚子帐蓬。赵顼无奈地派出滕甫吴充安抚河北，滕甫看到大家这样，不行哪，不能草木皆兵，真正快活的是盗贼，一家家的公开入盗。于是宿在屋檐下说：“民持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身同之。”在他带动下，百姓才渐渐入城居住。
地震也罢了，还有大雨。自燕山以南开始，辽国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一起漂之一空。不得不旨免税一年。
河北的更严重，北股黄河也出事了，黄河从恩州乌栏堤决堤，由于受地形拘束，河水还不得出，再决于冀州刺强埽，然后往瀛州漫延，这才是真正的漂之一空。
司马光与王安石为此发生了冲突。
两人同为帝师。同样翰林学士，但理念不和，必然发生冲突。
先是登州阿云，这也是王巨从开始对司马光充满了成见的一件事。
登州一个小女子阿云，自小死了父亲，随母亲生活。其母也早逝了，阿云还有服丧期内，便被其叔叔逼嫁了一个韦姓男子。
当然，在农村很少有什么服丧期的说法，守个几天就不错了。那有什么二十七个月丁忧之说法？
然而这一条却很重要，若是上纲上线来说，它也是必须讨论的。按照丁忧礼法，不得婚姻，不得宴娱，也就是有了婚姻，也不是合法婚姻！
可能其叔叔收了厚礼吧，但这个姓韦的男长相太丑陋了，这时候对男子的长相要求不是很严格的，估计这个姓韦的丑得不能再丑，这才导致了一场悲剧发生。
阿云忍无可忍。一个夜晚，阿云趁韦姓男子就寝于田舍时。带刀子去杀他。因为她力气小，刀子质量差。砍了几刀却不能将韦姓男子杀死，只断其一指。
第二天韦姓男子报案，登州知州许遵迅速查到阿云头上，将阿云带上来，阿云供认不违。许遵问了事情经过，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然后上报朝廷。
审刑院与大理寺认为必须按照谋杀亲夫罪判处死刑，许遵又上奏，那么不如这样，就算是夫妻关系得到承认，宋律还有一个规订，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
但问题阿云算不算投案自首？许遵抓住她后，她才招供的，只能说没有用刑，主动招供了，是坦白从宽，而非是投案自首。那么再按规矩办事，交于两制商议，王安石与司马光商议。王安石说谋与杀是二事，虽谋，未杀。司马光说，谋杀，犹故杀，皆一事，不可分。
两人争了起来，司马光没有争赢王安石，于是胡说八道，居然将此案上升到了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层次上。赵顼听了忍无可忍，亲自裁判，赦阿云死罪，但判了n年有期徒刑。
准确说赵顼判罚是对的，就算是有意杀人，也不过一个杀人未遂，况且其婚姻非是父母包办，而等于是叔叔惨忍变相地卖给了韦姓男子，又是在守孝期内。无论从那一个角度，也不当死。
但就是这个女子，几年后大敕出来，结婚生子，都快忘掉了这段悲伤的往事，却又让司马光翻将出来，派人去登州勒拿，活活斩死。
何必之！
所以谁说司马光是君子，王巨就会与谁急，有这样的君子吗？何谓君子，君子温涧，温润似玉，象玉一般的美好。这样的心性是玉吗，是温涧吗？
冬至就快到了。
王巨曾暗中进谏，什么南郊祭北郊祭明堂祭，得适度地减少。但今年是赵顼真正上位的第一年，改元第一年，南郊祭是避免不的。
因此曾公亮率群臣上书，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请今年岁亲郊，两府不用赐金帛。
司马光认为赏赐两府不过花费两万贯，就是节省下来，也不足以救灾，应当从两省（包括中书门下两省所有文官）与宗室刺史上的武将武臣，都将赏赐减为半额就可以了。这样大家既得到了赏赐，因为人数多，节省的钱帛也更多。
他与王安石、王珪进宫领旨，司马光又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之臣开始推行，至于两府官员，不妨由他们随意推辞，不必下诏取消。”
王安石在边上说：“常衮曾经推辞堂食，当时议论却以为常兖既知不能，应当辞位而不当辞禄。而且国用不足，不是当今急务。”
这个常衮是唐代宗时宰相，性清高孤傲，不妄交游。为政苛细崇尚节俭。反对。说白了一点，就是那种常做坏事的清官。
唐朝每天会赐厨食给宰相吃，谓之堂馔。常衮罢之。政事堂有后门，是宰相到中书舍人院之门。以便于咨访政事，常衮自视其高，又将其门堵死。于是便凭借主观想像用人，就象范仲淹那样，大笔挥一挥，最后唐德宗上台，贬出京城。因此议论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才能优贤崇国政政。如果感觉自己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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