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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与钱谦益二人领着几个全身披甲的武监保护下朝京城城西倪元璐的府邸而去。钱谦益看着几个身携武器的武监，心中对王承恩府邸的下人暗暗吃惊。这些武监又可做仆人又可做卫士，王承恩还真会利用资源！
倪元璐的府邸却是在城西郊区，这地方正好山水缭绕景致不错。府邸简陋，篱笆做成的院子，竹制的院门，院子内一棵大树下，建着一座以杂草为顶竹子为梁的凉亭，凉亭内几张竹椅分布在竹桌四周，几间正屋立在院子的一侧。这个时候正好是生火做晚饭的时间，炊烟缭绕上腾，颇有点山水田园、独居幽幽的味道。
“这倪大人的府邸还真是雅致！”王承恩看着大书法家倪元璐如农庄的府邸，大为赞叹，果然是玩艺术的，住宅都显得那么别具一格。
“倪元璐生xìng淡漠名利，朝廷几次在京城城区yù给倪元璐新府邸，可是他就是不搬。他这人脾气又直，得罪的人又多，在天启年间又为魏阉所忌，要不是皇上，怕是现在还是个七品小吏。”
二人正闲聊这倪元璐，一个老仆应门，让二人进到倪府客厅，奉上茶并道：“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中有些事耽搁，在下已经告知老爷，还请两位大人稍等片刻！”
“这倪元璐，不知道来者是谁吗？竟然……”钱谦益听到老仆这话，站起身正yù数落几句倪元璐，王承恩笑道：“钱大人，莫急，你我二人还是在这里候着吧，喝茶、喝茶！”
王承恩对明末东林党这一政治派系总些好奇，闲来无事便问钱谦益，钱谦益也不隐瞒，全部告诉了王承恩，此时的王承恩才知道，明末不仅仅有东林党，还有依附在阉党羽翼下的齐楚浙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万历帝期间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
东林党人提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由此可见东林党人在当时的朝野中还是比较廉洁、务实能接受新思想、新举措的一个政治团体。
二人正谈得兴起，满脸愁容的倪元璐匆匆来到客厅，似有什么大事情正困扰着他。
“下官见过钱大人。”倪元璐朝钱谦益弓了一礼，转身对王承恩脸有不屑的道：“想必这位就是王公公吧？久仰！久仰！”那语气神sè中却没有半分‘久仰’的意思。倪元璐说罢也不朝王承恩见礼，自顾在一旁坐下。这倪元璐却是受魏忠贤的阉党影响，对一切太监都有极大的不满与成见。
钱谦益看到倪元璐竟然如此对待王承恩，正待出言训斥倪元璐，却给一旁的王承恩眼神制止住，钱谦益只得暗自对倪元璐摇头不止，这样的臭脾气难怪混了几年还是翰林院修编。
“钱大人，你却来得正好，下官正在思考这明rì上的奏折，这关键之处却怎么也想不通。”倪元璐朝钱谦益而道，并不理会一旁的王承恩。那想王承恩听到这倪元璐上奏折，一时口快，钱谦益还没说话，王承恩却道：“倪大人的奏折意思，能否告知鄙人和钱大人？”
钱谦益早见识过王承恩的心机，闻及此言，料想王承恩定有什么打算。钱谦益笑道：“倪大人，你就说说你明rì奏折的意思，让我与王公公出出主意。”
倪元璐看看王承恩，他实在搞不明白，东林党人怎么跟太监混到了一起！不过倪元璐一惯对钱谦益这个‘东林浪子’的印象不错，随即起身离座叹了口气道：“为今大明，内有匪祸，外有蛮夷窥视，连年大旱，民不聊生。皇上为了军饷，yù加重百姓赋税，这个时候加重赋税，何以安民心！下官却是准备力策皇上，这赋税加不得，可却无良策，改变现下的局面！难道天真不佑我大明！”
“倪大人，皇上这也是无奈之举。”钱谦益闻及此言也是心下难平。
这客厅中的三人，两人为崇祯加重天下百姓赋税心中不平，王承恩听到倪元璐这奏折内容却是心中一动。
崇祯年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销，崇祯不仅仅将自己的内库私银全提供了军饷，甚至变卖宫中值钱的玩意儿支援军费，就连崇祯的爱妃下葬，陪葬的的物品都没几件！越穷越想不到办法，崇祯却是陷入了恶xìng循环的恶果。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百姓税负的愚蠢政策。
“这赋税，有地方来！”王承恩语出惊人。
“王公公？莫不是说笑？”钱谦益和倪元璐两人你瞪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实在不敢相信王承恩这个太监有解决赋税的办法，那还要他们这些大臣干什么！
王承恩答非所问，笑道：“听说倪大人的书法了得，鄙人今天就恳请倪大人为鄙人做个笔录，可否？”
倪元璐看看钱谦益，钱谦益点点头，当下倪元璐叫老仆端来文房四宝伺候，钱谦益遣走老仆亲自为倪元璐磨墨，倪元璐摊好纸张，手握毛笔沾墨，只待王承恩一开口，便下笔。
“工商皆国本，然祖宗法制重农而轻工商实不可取……”
倪元璐闻及王承恩此言一愣，还是豪不忧郁的挥笔急书。钱谦益却是在旁拼命磨墨，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一时深思摇头，一时又猛然醒悟点首，看向一边思索一边说话的王承恩眼中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这到底是什么人！
崇祯即位之后，灭了魏忠贤，整肃朝纲，励jīng图治，想要重新开启一代盛世。
然而，崇祯的知识结构显然存在问题，崇祯没有能够准确抓住问题的要害。明朝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在财政上。内部的贪腐、外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都是因为财政失衡而引起的。就本质而言，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失衡，导致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
中国的农业文明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随着技术进步，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随着民间信用的迅速发展，明朝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在江浙一带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迅速萌芽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商业成为重要的价值载体，掌握工商业就能够掌握当时的经济命脉。
遗憾的是，满怀中兴之志的崇祯看不到这一点，崇祯不知道如何控制工商业。尤其严重的是，崇祯不知道如何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农民税负的愚蠢政策。
王承恩就是想让崇祯的赋税观念从传统农业转到工商业身上，这才是治本的良方！选择倪元璐上这奏折，正是因为倪元璐在‘魏阉十大罪’上给崇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何况，就算崇祯觉得这是‘歪策’，也不会怪罪倪元璐。而且倪元璐与‘东林浪子’的钱谦益关系还不错，倪元璐‘红了’绝对会保钱谦益。
若是钱谦益去上这奏折，要是崇祯觉得这是‘歪策’，加上钱谦益天启年间的事件，就足可以让钱谦益下狱了，王承恩不敢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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