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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
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尚可说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绍兴十年（1140），刘琦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
这几场战役，打的是何等痛快淋漓，何等豪情纵生。大宋朝数百万军民的血脉为之澎湃激昂。
然而，宋军是有严重的军事弱点的。首先就是宋高宗唯愿以战求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其他的弱点，诸如有的将帅拥兵玩敌，各军不能协同作战等，也就相应地无法解决。
尽管宋军存在弱点，并不影响大局。一个最明显、最基本的史实，就是南宋军力自守有余。宋朝的军队实力，并不逊sè于金。
有此情势下，宋高宗完全有多种选择的zì yóu。例如，他可以取守势，却仍维持对金的敌对状态，南北朝的对峙，即早有先例。他也可以争取较为体面的、平等的和议，若无此种和约，则宁愿不和。但是，宋高宗却宁愿以屈辱和议为快。
读史之时，每到此处，均不由扼腕叹息。试想一下，若能在和议前这个时间点，让宋太祖代替宋高宗出场，结束绍兴和议的屈辱，是多么让人振奋啊！
3，南宋的经济
南宋的军事实力并不亚于金，那么经济实力又是如何呢？
随着宋高宗赵构的建都临安，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文人雅士写词作赋，文化昌盛。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从一连串数据来看：北宋税收达到1亿两白银，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而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15%的税收为海关。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坚厚的物质基础。
4，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
以南宋如此优越的军事经济实力，为什么要和金签下屈辱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屈辱和约之一。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本来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昌等役的胜利，然而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下令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绍兴十一年（1141），宋将刘琦等在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大败金兵。金兵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回击了宋兵。为了彻底求和，宋廷以论功行赏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召赴临安，分别委以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的虚衔，解除了兵权。秦桧甚至拉拢张俊，进一步打击坚决抗金的韩世忠和岳飞，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岳飞冤狱。
这年十月，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和议；十一月，金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来宋，提出和议条件。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议，内容大体如下：（1 ）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 ）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及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予金；（3 ）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从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chūn季送至泗州交纳。南宋于这个耻辱的条约中断送了在这之前的抗金硕果，与金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南宋以耻辱所换取的“和平”，亦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气节问题的。宋末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歌颂了历史上在不同条件下的气节典型：
QUOTE: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cāo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随所旁薄，冽烈万古存，当其贯rì月，生死安足论。”
在绍兴和议前后，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这决不是如投降派程敦厚所谓“不量其力”。恰好相反，他们是估量了双方实力对比，认为完全不需要，也不应当有屈辱和议。被迫退闲的一代名臣李纲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最初就是在主持和谈的左相赵鼎的建议下，举起了一块“孝”字号遮羞布。等到生母韦氏和父亲的棺材南归，而难兄宋钦宗却无法回来，一个小武官马元益针对“迎请天属”失败，而上书言事，理屈词穷的皇帝只能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至此地步，“孝”字号遮羞布已经不顶用，明知自己悌道有亏，又只得飞起一顶“不恤国事”的铁帽子压人，下令将马元益流放，“庶几人知劝惩”。
事实上，所谓“人知劝惩”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是在正式订立绍兴和议的前三年，即绍兴八年（1138）就开始的。反对还是赞同降金乞和，是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同屈辱苟安。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rì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事实上，当绍兴和议后，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绍兴十二年（1142）殿试，状元陈诚之，榜眼探花均附会降金政策而高中三甲。
绍兴十五年（1145）状元刘章，第二名王刚中为了难得的功名机遇，也只能说违心之论。
绍兴十八年（1148）科举，状元王佐也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
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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