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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至南北朝，朝廷有时对高级文武官员于本官外另加位亚三司、仪同三司等名号，以示尊崇而无职掌。隋始定散官名称，加给文武重臣，皆无实际职务。
官员有实际职务者，叫职事官。
西魏、北周的这种改革，标志着此期的文官等级制，已从汉代禄秩的以“职位分类”为主转型到以“品位分类”为主，并构成了唐代职事官与文武散阶并立互补体制的先声。这一变迁，与北魏后期流行的军号与散官的“双授”惯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双授”造成了文散官的滥授，进而使散官向阶官演变；并使军号序列得以“拉动”着文散官走向“本阶化”和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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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勋官与散官一般也有“双授”的惯例。
比如九命的骠骑大将军，同时可以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九命的车骑大将军则可以授予仪同三司(散骑常侍)。等等。
比如，《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中乐逊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这个车骑将军是正八命的勋官，左光禄大夫则是正八名的散官，两者同时授予的时候，品级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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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西晋。公元311年）：
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晋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率军乘虚流窜，蹂躏大河南北。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怀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自立於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时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大削。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多人，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
次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建兴四年(317)，匈奴刘曜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
永嘉之乱开启了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一百三十多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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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的起因：汉魏以来胡人内徙(历史因素)；胡人盘据边塞导致的危机；西晋不恰当的民族政策导致的胡人反抗；晋室内部腐化，晋武帝（司马炎）施政失当；天灾频生；八王之乱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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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的影响：开启五胡乱华之局；南北对立；南方得以开发；促成民族融和；南北文化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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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内徙的自然因素：
汉末以来，胡人不断移入中原，除汉zhèng fǔ鼓励外，尚有一客观因素，便是气候变迁及地理因素。原来在长城以外，由于天气乾燥，一向只能畜牧；反之，长城以南则较宜农耕发展。然而，汉末魏晋时，北方出现了一次“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居住，所以胡人不得不大量南下寻找活路。
学者罗香林指出：由于边境地区与中原地区自然地理及文化演进不同，容易引起边疆民族不满足，因而产生种种yù求，致使他们大量南下，夺取所yù，故此，五胡的战争及掠夺方式，多以牲口、财帛及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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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
五胡（匈奴、鲜卑、羯、羌、氐五族）自西晋孝惠帝末期起，大规模叛乱，十余年后席卷整个北方。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下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止，共一百三十六年。
在这一百三十六年里，匈奴、鲜卑等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十几个王国，与南方的汉族传统政权相对峙。中间只有羯人石勒的后赵国和苻坚的前秦国，曾两次短暂统一了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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