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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妾。
明清时代纳一个妾不会少于百两银子。
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员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
包括还有和同僚间的吃喝应酬，这些都未考虑进去，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连官员娶妾的钱都支付。
据现下被查出的贪官5包二奶、三奶，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出不够用的。
现实如此，历史亦然。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国家好像也没有理由要为此埋单。
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样生活，那是他们的事，至于因生活标准过高而工资不够，如果这也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的话，那么“理由”永远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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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清代也一样，清代官员名义上的官俸同样很低，一个七品知县的年奉只有45两白银，合人民币45元。
按照先前的算法，这点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遑论官员还有一大家子人。
所以清朝官员并不是仅靠俸禄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俸禄以外，可能那点俸禄还不如他们实际收入的零头，只能算几个钢镚而已。
比如晚清时，有一个叫李慈铭的官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叫缦堂日记，其中也记录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获授户部郎中一职。
清朝时的堂官都设满汉两席，满人为正，汉人为副，实权在满人手里，所以李慈铭并无实权，只是落了个闲职。
因为清闲，他平时不去衙门，只是年终考核时去应付一下。
日记显示，李慈铭的年奉是135两白银和1斤米。
这些钱约合人民币135元，月均仅1元左右，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根养不活一家子人。
可是日记又反映出他年支出多两白银，合人民币多万元，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李慈铭在俸禄外，还有礼品、束修、印结、馈赠四项收入。
礼品主要是下属友人赠送的茶叶、烟草、果品、地土特产等实物。
束修是他在书院堂讲的兼职收入。
清代时，地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门办事，要请担任京官的同乡证明其出具的材料属实，为此需要这位同乡出一份盖了章的保结书，称为印结，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称为印结银。
这笔钱由衙门统筹，每月分发给官员们，按惯例，地官进京时要给京官送钱物，冬季称为碳敬，夏季称为冰敬，其他季节称别敬，这就是馈赠。
李慈铭的日记显示，这四项收入达861两白银，收到的实物还不算在内，而他的俸禄只有这四项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有了这些钱，李慈铭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纳了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饮听戏，好不逍遥，而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中级官僚，一个平时班都不用上的闲官。
而且鉴于明代俸禄实在太低，贪官层出不穷的缘故，朝廷对高级官员，除了俸禄外，还有其他补贴。
晚清时，侍郎一级的官员，虽然基工资只有多两白银，可是仅“饭补”，也就是误餐费一项就有两三万两之多，合人民币两三百万，可见其收入之高。
除此之外，由于地官员缺少京官那种捞钱的便利，朝廷为了避免他们搜刮当地，就在俸禄以外，另外发放“养廉银”，目的是高薪养廉。
“养廉银”高达俸禄的百倍甚至数百倍。
比如总督的奉银不过18两，可是“养廉银”多达15两，有些甚至达3两。
即使一个七品知县，他的俸禄加“养廉银”也比同品级的京官俸禄高八倍。
再加上当时因为引进了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粮食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所以清代的物价水平远低于如今。
当时一户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几十两白银，就是非常殷实的人家了，官员的巨额收入对他们来就是天数字。
其实在清朝的消费水平下，官员仅凭基俸禄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官员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鲜衣怒马、妻妾成群的奢华生活，对于他们来，如果不是这样，做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那位李慈铭郎中，他住着豪宅、养着姬妾、雇着佣人，可是从他的日记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生活用度不过多两。
然而他的实际花费却超过两，可见他把大量钱财用于其他奢靡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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