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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体实大。”
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
到了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的禁令相比，南宋时期禁书的重点转向了江程地理图籍、举人程文、当代史等。
像是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十二日诏令：“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理图籍，与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及将举人程文，令礼部委太官点刊讫，申取指挥刊行。”
如淳熙九年（1182年）三月二十一日，诏诸路转运司行下所部州军，将见卖举人时务并印板，日下拘收焚毁，令礼部检坐见行条法，申严禁约，延致违戾。以给事中施师点言：文字过界，法禁甚严，人为利回，多所抵冒。窃见书坊所印时文，如诗赋经义论，因题而作，不及外事。至于策试，莫非时务。而临轩亲试，又皆深自贬损，以求直言，所宜禁止印卖。故有是命。
以及绍熙元年（1190年）三月八日，诏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板，仍立赏格，许人陈告。
有敢似前冒犯，断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余州郡无得妄用公帑刊行私书，疑误后学。犯者必罚无赦。从起居郎诸葛延瑞请也。
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划，不可漏泄。今仍传播于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达，事属未便。
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
至于嘉泰二年（1202年），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历》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
言者因请取礼部员外郎李焘《续通鉴长编》，知龙州王偁《东都事略》，监都盐仓李丙《丁未录》及通略、语录、家传等书下史房考订，或有裨于公议即乞存留，从之。
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二十八日，有臣僚言。
“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
“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
“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
“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
江程地理图籍中所记载的山川形势、道路走向、风土人情等本就是间谍所需窃取的情报内容之一，如果让此类图书流传于世，那么外国间谍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重要的战略情报。
举人程文之中多有对时政的议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朝的一些弊病，将举人程文公开发行无异于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而当代史本就是记载当代之事，其中关于国家政事的纪录极多，传到境外，必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宋朝政府在限制边防机要图书的发行与流通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措施。
第一，限制图书的传布与刊行。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图书不准写录传布，国史、实录和诸戏亵之文一律禁止雕印；第二，加强边境稽查和防范的力度。
对私贩边机图书者处以严惩，以切断情报向外传播的中间环节。
第三，加大审查与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有关边政机要文字的刊印。
在书籍印行刊布之前，必须由专门人员进行审查，详究有无事干军机政务情报机要文字，只有审查通过，才可以刊行。
而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有就是细细的讥察奸细。
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抵御敌人的侵略并讥察奸细，防止国家机密外泄，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宋朝边患迟延不息，所以此项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
宋朝时为了严防敌方奸细进入宋境刺探情报，多次下诏命令边关讥察、捕捉，并严立刑赏，让沿边军民时刻提高警惕。
像是宝元元年（1038年），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
庆历六年（1046 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夏竦言。
“河北沿边安抚司乞沿边捕盗官吏，如北界贼人深入近里，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来界内，守把巡拦人辄敢取财物不捉送官，从违制论，若收捉时器伏斗敌，即许御捍。”从之。
皇祐二年（1050 年），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
皇祐三年（1051 年），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诏令沿边居民三家至五家合为一保，不得舍匿奸细及亡背之人，如敢隐藏或同谋该诱过致资给，并听保中捕告。
应外奸人，若获一人赏钱三百千，内奸出告一人，书生举子，依外奸给赏钱，仍补茶酒班殿侍。
其余告获皆赏钱百千，即保内知情不告，减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余保人不觉察，亦行严断。
熙宁七年（1074年），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
崇宁元年(1102 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后如有能用心缉捕、勘鞫得实，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并行货易，其钱桩管，止充上项酬赏。”
同年七月三日，枢密院言。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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