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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 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 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 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 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 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 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 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 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禁书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贾昌朝在《上仁宗备边六事》中明确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接着论述了宋太祖命李汉超等镇守西北边疆而二十年无外顾之忧，呼吁行重赏“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
张舜民在《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谨探报”并指出“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
间谍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认可，间谍本为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敌中动静何从闻知”，“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疎矣”。
二是兵书的大量出现。宋人所著兵书甚多，在涉及间谍理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许洞的《虎钤经》和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
许洞的用间思想吸取了孙子、李筌的合理内核，并加以推演发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间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间八术，即“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最后总结道：“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华岳的用间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间的重要性、用间的方法和间谍的招募。
在他的用间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将“上智”与“厚利”并举。
他认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
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
人才与资财同是保证用间成功地重要条件。
有人才而无资财则无条件行间；有资财而无人才则无人可行间，唯有材财相用方可成功。
至于宋朝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的话，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的，而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为其正确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提供了依据。
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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