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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目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穆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严复对汉英两语都有深入研究的译文基本上采用意译，早期译文比求“信”为主，各国翻译常采用日文翻译法，还论述了他的“达旨”译法:后期则更多采用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著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学会”活动，提倡改革和学习西方。
1897年9月他曾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一仪通等人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办。
随后他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主持印制出版了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编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不仅开拓了我国的出版业，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著作，包括严复所译外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林纾所译外国文学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韦勒所译英译中国诗歌选》，并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应溥全译的德诗汉译》一书，并做序言，其中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志之失。
近有他“直译”之说者，关节脉脉，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赘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是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鹤卿，号习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曾任职于张无济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译院，并与其创办外交报》。
1920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多次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活动。1912年任职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1913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冬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邀请出洋留学的著名人士，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章鸿铭、吴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曾致唁电赞扬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中国译学的建设，1901年，蔡氏任职于南洋公学译馆时曾参与创办外交报》，并撰文译学》。
他批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
他的政界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他回顾我国从周朝至近代的翻译史，指出，进入20世纪后，“公法大明”，应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回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
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蛰巨相依，事多隔阂。此译惟丞也。
至于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翻译。他回顾我国的学术翻译史，指出我国译学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欧美各国传教士在我国传教，日本佛教在我国传播，皆以其国语言译之，我国的学术学教界也应重视译学的发展。
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来谈译学，蔡元培的观点对于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译研究，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还有就是重视译才的培养。
以及提出“横译”、“纵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含义，并为后业的新文化白话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6年蔡氏在北京译学馆的国文学讲义中指出:“而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间接于国文，而后领会，此其所以为详也。”
关于“纵译”与“横译”，蔡氏认为导域语言的翻译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纵译”。
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这也是一种翻译蔡氏的论述可与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的翻译三分法做以对比，充满哲理性，对我国的译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话，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走科举之路，后因甲午战败，转学西学。
1898年进时务报》做校对，后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1907年罗又举荐到京任职。
辛亥革命后随罗氏留亡日本，1916年回国，后入清华园从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王国维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泛，在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对于中国近代译学也过突出贡献。
1905年4月，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最早从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译。他在文章中开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阳。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惟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国人偏于实际通俗，帮不善于逻辑思维和语文文法，不善于分类和抽象;西方人过于抽象，“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
由于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吴独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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