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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衙门而见在止有此数人。”
这与“祖宗旧制六科给事中多至五十余员，十三道御史多至一百余员”的规模相比，官员空缺可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了!官位大量缺，朝廷颁布的戏曲禁令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已是必然。
可见明代朝廷制定的戏曲禁令，虽是出于维护皇明皇权统治的需要，但也剥夺了朝臣的个人娱乐与嗜好;所以这些禁令并不能得到朝臣的真心支持。
在有明一代的史料中，很少看到积极响应朝廷推行上述禁令的奏疏。
这充分反映了朝臣消极抵制此项禁令的心态。
正德之后，随着朝纲混乱，戏曲禁令已难以推行，这无形中废除了上述规定，致使戏曲编演活动重新兴盛起来。
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各色人员纷纷加入表演行列。
正德之后，冰封数十年的娱乐行业渐次活跃起来，一些曾经有过仕宦经历的文人出于喜好，时常粉墨登场献技。
也有一些豪门望族弟子加入了表演行列，比如秦四麟“为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无论酒间，兴到，辄引曼声;即独处一室，而呜呜不绝口。”
不过就总体而言，明代士大夫和豪门望族参与戏曲表演的主动性还较弱。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难以放下传统文人之儒雅身份，如冯梦祯所言“和尚家作诗，正如秀才家唱曲”，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正统文人对戏曲的不屑心理。
不过，这种歧视态度与其热衷欣赏这门艺术并不矛盾。
士大夫中痴迷观剧而失态者，也是常有。
据游居柿录》载:万历三十一年夏，“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
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任职期间有义务维护朝廷政策，因此对朝廷禁令还是有所顾忌的。
正德之后朝廷虽未重申上述禁令，但并非意味着这些禁令就失去法律效力，也并非承认时人的违制行为是合法的。
有些时候，时人的违禁行为仍然会成为获罪的口实，如屠隆、臧懋循等人丢官，就纠缠着戏曲编演之事。
而相比之下，游离于政权之外的下层文人和平民百姓就没有如此多的顾忌。
像是他们积极参与戏曲编演，有时就可以显得狂热而放浪无羁。
张岱陶庵梦忆》云: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天瞑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天翻地，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这里记述的是下层文人和平民百姓参与戏曲表演的场面。
其热闹放浪的情景，是那些上层士大夫所无法奢望的。
其次，就是关于淫-词艳-曲大肆流播。
因为明初朝廷禁演的剧目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就连引领社会潮流的吴中地区，也很难看到完本的西厢记》。
然而到了万历后期，情况则迥然不同，剧本的传抄和演出呈现出极其繁盛的势态。
在诸多曲目中，尤其是明廷严令禁止的淫词艳曲极为风行。
比如，演习之者遍国中”;梅鼎祚玉和记》，“士林争购之，纸为贵”;“汤张伯起红拂记》。”
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梁辰鱼浣纱记》，曾风行海外;王实甫西厢记》，在当时更是深入人心，“虽妇人女子，皆能举其辞”。
如果说，这些一度风行的戏文所表达的男女情爱还显含蓄矜持，那么民间传唱的市井歌谣则要奔放大胆得多。
关于其流行情状，当时的文人多有论及。李开先说:“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
顾起元说:“里巷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旧惟有〔傍妆台〕、〔驻飞云〕、〔耍孩儿〕、〔皂罗袍〕、〔醉太平〕、〔西江月〕诸小令，其后益以〔河西六娘子〕、〔闹五更〕、〔罗江怨〕、〔山坡羊〕。”
“〔山坡羊〕有沉水调，有数落，以为淫靡矣。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乾荷叶〕、〔打枣干〕等，虽音节皆仿前谱，而其语益为淫靡。”
兹我们可以摘录几曲如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锁南枝〕傻酸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
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山坡羊〕你性情儿随风倒舵，你见识儿指山卖磨。这几日无一个踪影，你在谁价家里把牙儿嗑进门来床儿前快与我双膝儿跪着，免得我下去采你的耳朵。
动一动就教你死，那一那惹下个天来大祸!你好似负桂英王魁也，更在王魁头上垒一个儿窝。哥哥，一心里爱他
一心里爱我婆婆，一头儿放水，一头儿放火
〔挂枝儿〕俏冤家，想杀我，今日方来到，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堆俏。
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
这些市井艳曲也受到了当时李梦阳、何景明、王鏊等文人士大夫的赞赏。
可以说正德之后，淫词艳曲在社会各个阶层大肆流播已是事实。
至于清代的话，需要说明，清王朝对于演戏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明清易代的战火与动乱并没有阻碍晚明以来戏曲蓬勃发展的势头，因此在清朝初年的戏曲创作仍然保持了明末戏曲发展的旺盛态势。
这一时期的戏曲搬演活动也丝毫不逊以往，像是张发颖先生中国家乐戏班史》统计，清朝初年有名的家乐戏班就有20余家，这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查继佐家班、冒襄家班、李渔家班等。
考察顺治朝清廷内部演戏情况，可知此时清廷内部的演剧活动尚未大规模地展开，但是内廷已经有了演剧活动。
如由鸣凤记》改编而成的忠憨记》已经在内廷上演，并博得顺治皇帝的青睐。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顺治九年，清世祖颁发条令:“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无疑，这条禁令在清朝初年的大形势下显得有些突兀。
要知道顺治本人对戏曲也是较为喜爱的，宫廷之内对戏曲的搬演活动也正在逐步展开。
更何况当时满人入关未久，海内未一，东南纷扰，各地反抗势力此起彼伏，军事上清军忙着追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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