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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飞天横祸。
雍正时期，不得不提的是裘琏之祸。
裘琏，字殷玉，浙江慈溪人，清代戏曲家。
康熙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年老乞归。
能诗古文词，工乐府，擅写戏曲，著有杂剧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旗亭馆》，合称四韵事》及传奇女昆仑》等。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
裘琏之祸，本非缘于戏曲，但是作为一名戏曲家，其文字之祸实在是离奇非常，也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禁戏的一大特色。
雍正六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曾静谋反案”。
这个案件中，首犯曾静在其书中宣称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分别是“谋父”、“弑母”、“屠弟”、“贪财”、“好色”等等，这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实在是无稽之谈。
但是到了雍正帝那里，这就成了“流谤”，在他的大力追查之下，查明了这些“流谤”风源于发配至全国各地的允禩的余党，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清剿“流谤”运动。
这种形势下，雍正七年，裘琏为人控告，说其文拟张良高四皓书》，意在讽刺“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所”。
乃是以汉高祖拟废太子来影射康熙易储，从而把裘琏少年时的文章与清剿“流谤”的运动联系起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裘琏随即锒铛入狱，不久病死狱中。
但实际上，拟张良高四皓书》乃是裘琏年少时所作，裘琏比康熙大十岁，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康熙不可能有废立之举。
若说裘琏有丁点儿的叛逆不经思想也好，偏偏他又没有，他以无辜之身获罪，冤死狱中，堪称是有清一代罹患文字祸的戏曲作家中最为离奇的一个。
总的看来，雍正朝禁毁戏曲具有两大特色:
一是查禁戏曲在雍正朝已经不再是目的，更多的时候是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
雍正查禁戏曲，并非由于其本人反感戏曲，也非他察觉到戏曲中的反满思想，纯粹是处于其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整顿吏治、诛除异己，或者是为了提倡节俭。
现存雍正帝禁毁戏曲史料十七条左右，而强调吏治、节俭的就有十条之多，雍正禁戏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对戏曲的查禁、打击力度不断加强，并且这种打击是全面性的。
康熙朝禁戏曲还仅仅是针对那些“有伤风化”、含有反满情绪的作品，宣扬孝子贤妇、鼓吹封建伦理的作品则在所不禁。
雍正虽然自己也称“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必有所不容己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孝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但是一旦到了实际禁毁戏曲的时候，雍正帝则以种种借口，不遗余力地全面禁演戏曲。
这种特点又与第一点相联系，当禁戏成为一种手段的时候，自然不会再有人关注其具体内容，只求发挥其手段的功用而已。
到了清朝的乾隆朝时期，更是到了禁毁戏曲的巅峰。
的确，乾隆即位后，戏曲的禁毁活动也达到巅峰。
乾隆禁毁戏曲，不同于此前三朝。
要知道此前三代皇帝禁戏，虽然力度大、范围广，但都是零星而不成体系。
乾隆禁戏，有明确的目的、手段，是有规划的系统性禁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以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为限，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主要是继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旧制，继续在戏曲活动的各个方面严查违禁戏曲。
第二期，清廷的禁毁戏曲活动也随之逐步达到巅峰。
这一时期的剧作随着时代的发展、明遗民的死亡、清朝统治的稳固、以及前代帝王的戏曲禁毁，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已经不再是剧本的创作的主要思想内容。
如这一时期民间文人杨潮观、蒋士铨的创作都大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
因为宫廷文人的创作则以歌咏升平、颂扬圣德为主体。
这些剧本都是清廷所大力提倡的，自然不在禁毁之列。因此，在以剿清反满思想为目的驱使下，此期禁戏整体呈现出纵向挖掘的特色，将查禁戏曲的范围从当代一直向前追究到宋金之交。
这一时期主要的戏曲禁毁活动是与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搜访遗书、文字狱活动相联系的，并有着明确的目的——剿清戏曲中的反满思想、诋毁清人的字词语句。
在乾隆帝的授意之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查禁戏曲的高潮。
首先，设立专门的禁毁机构，由中央到地方都有系统地组织了大批查禁人员，大规模的搜查、删、禁剧本。
中央的承办机构分为三处:一是红本处，专司办理内阁固有旧书;二是办理四库全书处，专司查办各省采集的书籍;三是军机处，专司办理各省督抚奏缴进呈的违碍书籍。
地方则在各省、府、州、县衙门设立收书局，书局局员负责查办本地区的藏书以及书肆之书。
专为查禁书籍而设立如此庞大的机构，这在历史上和清代都应是第一次，这也使清代禁毁戏曲机构在乾隆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
此前三朝，虽将禁书的职责落实到各级官僚，但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却并不在此，查禁戏曲只是他们的兼职，乾隆设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书局却是专职查办禁毁书籍，实历朝历代之所未闻。
在地方各省所设立的收缴书刊机构中，尤以在扬州设立的收缴戏曲书刊局最为卖力。乾隆四十二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查禁戏曲。
其次，与大规模的设局查禁相对应的就是编制禁毁戏曲书目、按目索书。中央级的有四库馆抽毁书目，军机处抽毁书目、全毁书目等等。
“各省也都刻有简明的违碍书目》，这些书目都是根据廷寄查办禁书目录单和各省奏准咨禁书目单，以及本省奏准销毁书目单汇编而成。”
“四库馆臣议定查办违碍书目条款办法之后，各省又将节次廷寄查办禁书目录单和本省历次奏缴违碍各书名目单，并外省咨禁书目名单加以甄别，汇刻出繁本总目。”
关于清廷、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禁毁书目和数量，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从乾隆四十年到四十七年，直隶二次六种。
山东三次三十六种，河南七次二十一种，山西七次五十三种，陕甘四次一百零二种，陕西二次五种，湖广一次一百二十八种。
湖南六次一百一十种，湖北两次一百七十种，两江二十三次三百六十五种，江西十七次四百二十种，安徽十八次四百种，江苏二十一次二百七十六种。
闽浙三次六十三种，福建五次十八种，浙江十八次二百八十种，两广六次四十五种，广东一次一种，广西一次二种，云贵四次七十种，四川一次六种。
凡两千六百二十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查办禁书工作竣事以后，各省督抚便将此目收回销毁，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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