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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等政令。“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兵之权。
◎三司使
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宋初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宋史、职官志二》：
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
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
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北宋前期，国财政支出大部分依靠三司，三司实际上取代了尚书省的许多职务。元丰改革官制时虽废三司仍归户部、工部管辖，其中胄案改置军器监，这些改革似较合理。但是财用大计毕竟不是户部所能尽办，因此，北宋末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总制使以别掌之。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而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神宗改制后，宰相实际上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兼任枢密使，又兼管部分军政。这样，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财政和部分军政之权。
◎监察机构
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宋史-职官志四》：“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元丰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台长官了①。
地官的监察，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来是管理财政的，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南宋时，地监司官职权加重，安抚使称帅臣，宰相外出巡事时，虽是典州，亦必兼此职。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多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随时增减。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例如宋神宗时御史唐垌（d^ng，音洞），曾面弹王安石，胡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对于这种关系，王夫之在《宋论》卷4有一段评论：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毋敢言者。”呜呼！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宋代实际上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宋代随着**皇权的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由上所述，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杨万里的《诚斋集》卷6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部、寺、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此条贯极妙！”见，宋代统治者订立各种“法制”的目的有二，一是使“政出于一”，“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①百官不过“奉法遵职”而已。于是，从中央到地，“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达到空前集中和统一；二是定为“祖宗之法”，要求子孙“谨守”，以保证赵家皇朝的长治久安。
◎诸寺监
九寺：指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太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寺。北宋前期，虽然保留了九寺的名位，但大部分已成闲官，而另外委派朝官以上一员或二员兼充“判寺事”。其中只有大理、太常两寺还有一些职权。神宗时，九寺各专其职，并分设寺的长官卿、少卿各1员以及丞、主簿1—员。但各寺职务忙闲不均，宋徽宗时，王得臣在《麀史》卷下《谐谑》中有这样的记述：太府寺所隶场务众多，号称“忙卿”司农寺掌管仓库，号称“走卿”；光禄寺掌管祭祀供应酒食，号称“饱卿”；鸿胪寺掌管四邻各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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