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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弱者心理让他们开始幻想有身怀神奇武功的侠客出来解决困境，来拯救颓败的世道。
于是，当崔生和红绡女的爱情受到阻隔的时候，就有摩勒挺身而出;藩镇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有红线、聂隐娘等女侠出手解决。
而有一部分唐代士人由于对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感到失望，便抱着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创作，使得作品中的侠客也跟他们一样失去社会责任感，任性胡闹，如剧谈录潘将军、剧谈录田彭郎、车中女子、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侠客一样。
题材的任意选取，侠士的任意抒写，意识的觉醒刺激着人思想的解放，人思想的解放也同样反作用于作品，使得唐传奇中的侠士无拘无束、个性自由。
无限想象的基础首先来自唐人丰富的宗教信仰。
由于皇家的推崇，此时道家的实力空前强大，而佛教也融入了主流社会为人们所推崇。
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也先后传入。
唐代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各种思想观念都有空前发展，这是一个几乎时时、处处、事事都存在着神灵崇拜现象、活动和观念的社会。
这种普遍广泛的神灵崇拜渗透于唐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侧面、每一层次，几乎可以，在唐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还与之平行地存在着一个虚幻的神灵鬼怪世界。
在唐传奇侠士形象中，道佛两家影响便十分鲜明。
道家讲究阴阳和合与得道成仙。
唐豪侠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首次且大量地将女性作为主角。
老子中有“负阴而抱阳”，“知其雄，守其雌”等贵荣崇阴的话语，可以为提升女性意识及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到了唐代，“道教地位的提高，道教化的发达，无疑使女性的价值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女性的独立意志有了一个自由表露的环境，女性化有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加之当时民族融合，化相对开放，为女侠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
由此，便出现了身怀绝技的红线、聂隐娘、荆十三娘等人。
同时，这些侠客还被一定程度地神化处理，如虬髯客可观天子气、聂隐娘等人的超现实剑术，也难怪鲁迅先生评价唐人“有意为”了。
佛家讲究因果轮回，脱离红尘。
红线中，红线前世为男子，因误杀三人来世成为贱籍女子，须做一番事业才能最终了却夙愿，结局便是“遂亡所在”。
而谢娥传中，娥报仇后就削发为尼;南柯太守记中，淳于棼南柯一梦，最后恍然大悟。
同为女侠的贾人妻“终莫知其音问也”，荆十三娘“不知所之”，车中女子也来去不明。
这其中多半透漏出“侠隐”的思想，有着超然物外、看破红尘的意味。
这与人们不能与现实对抗相互呼应，给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一抹悲凉而深沉的色。
除了意识的觉醒和宗教观念影响外，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的个与无限想象还与少数民族化神以及民间艺术内涵息息相关。
毕竟魏晋以来，北战乱频繁，胡风浸染，尚武骑射风俗深入人心。
同时北游牧民族原始婚姻遗风也被中原人所接受，男女结合相对自由，不仅门第观念单薄，连妇女离婚再嫁也很常见。
这些无不为侠士形象的创作添砖加瓦，使侠士形象更为丰满。
传奇中侠士们骑射皆擅，常为自由爱情而奔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少数民族化影响。
在另一面，民间艺术也与侠士形象息息相关，特别是民间杂技。
民间湛的杂技表现被体现在侠士的武技上，走绳技、力技、飞檐走壁术，甚至是皮影等手段都成为了侠士高超的武艺，使得侠士形象更为经典。
正是由于唐传奇中侠士形象所展现出的化神内涵之丰富，因此掀起了武侠类创作的。
像是后世的武侠无不深受唐传奇影响，比如水浒、三侠五义等作品中皆有体现。
虽然唐传奇所创造的侠士形象在史上一枝独秀，难以超，却仍然为后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一个是侠客的类型与定义，另一个则是侠客的素材。
谈到侠客的类型，唐传奇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侠形象，并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堪称中国史上的一个奇异现象”。
她们有武艺，有人格，有报复，有刚肠，不拘泥于闺房之中，勇于干预社会。
她们脂粉气少，儿女情短，英雄气盛，其爱情也缺少缠绵徘恻，不是清怨哀婉的阴柔美，而是奔放、豪爽、热烈的阳刚美，发乎自然性，现出英雄色。
女侠形象的出现，在武侠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天地，给武侠家以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之后武侠作品如水浒的孙二娘、扈三娘，现代金庸作品的黄蓉、龙女等，都深受感染。
然而不仅仅是女侠类型开了先河，唐代传奇中确立了侠客形象“武”与“侠”结合的模式，除涉及到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外，开创性地发展到了对男女婚恋的涉及，并将英雄主义与流氓主义并蓄，创造出各种身份、性格的侠士，给后世作品提供了借鉴。
将侠客所具有的神内涵，即定义延伸，使人们对侠化有了新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