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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进了内城，走了一刻钟左右，走到了一座桥前，跟其他桥梁不同，这座桥修的格外气派。用料坚固，全是石料打磨铺设，桥面下还用石柱做拱，桥面平直，十分宽阔，并排可走四辆马车。
此桥人称州桥，官名叫做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皇宫和内城官邸要员出城，都从这座桥南下出南熏门，因此才如此气派。
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宰相这样的重臣权位都在快速变化，可见朝局动荡的激烈程度。动荡，意味着空间，朝堂上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些空缺都流着诱人的蜜糖香味，吸引着一干权贵舍身忘命，他们能不动心，能不勾连，能不攀附？这些都需要送礼，金银显然是紧缺物之一，不管是作为直接的贿款还是金银器皿都很合适。
动荡的另一方面是恐慌，主战派自然喜不自胜，现在都在积极进取，可遭受打击的一方却惶惶不安，宰相说罢免就罢免了，自己的位置也是风雨飘摇，为了保住权位，能不积极运作？
留在汴梁城的这些官员，不管主和还是主战，毕竟也算是有苦劳的，还有一部分人，此时就不仅仅是恐慌了，而是恐惧。那批正月随着宋徽宗逃出开封，又在三月随着金兵退走，被宋钦宗一一召回京师的权贵，此时一个个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
这些人中，以蔡京、童贯为首，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一方面，他们仓皇出逃期间，就已经被定为六贼，无论主和还是主战派，对他们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还卷进了皇权斗争中。比如童贯，当他从太原逃回开封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宋钦宗恳求他留下来抗敌，但他选择了宋徽宗，护着老皇帝逃跑。现在表面上看，小皇帝不但没有被金兵抓走，而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彻底掌握了权力，此时童贯这些人能不惊恐？
不管是图谋进取的新兴势力，还是试图维持的既得势力，或是力求脱罪的逃跑权贵，都有很大的送礼需要。
尤其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为代表的六贼势力，他们不但有罪，关键是很有钱。逃出京师之前，他们一个个都长期在宋徽宗时期权倾一方，就连其中攀附蔡京的朱勔，在江南都聚敛了三十万亩良田，各种财富更是不可计数，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这些人因宋徽宗而富贵，现在也随着宋徽宗而失势，并且绝无翻身的可能。在李纲、吴敏的维护下，蔡京接连被贬，而且始终有御史弹劾，认为处置太过宽宥。可以想象，童贯这样的没有党羽保护的宦官，朱勔这样的佞臣，命运更加堪忧。贬官倒不算什么，他们基本上也不可能继续做官，关键是一旦获罪，他们庞大的家财势必被抄家。家人甚至流放、充军，发卖教坊司为娼。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吝惜洒下大把银子脱罪的。恰好因为他们在围城前就逃了出去，带走了大量能够带走的钱财，当这些人将幸存的，聚敛几十年得来的巨额财富拿来送礼的时候，金银器皿的价格暴涨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些情况并不是金银铺掌柜告诉李慢侯的，而是李慢侯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老板恨不得贬低金银的预期价格，好让李慢侯尽快高价处理给他呢。
李慢侯跟掌柜的商定了一番，然后走出了铺子。接连走遍了整条街的金银铺，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价格也了解的差不多，金银价格比围城前暴涨了十倍左右。过去一两黄金折合十二两白银左右，现在一两黄金涨到了三十两白银，过去一两白银兑换一千两百铜钱左右，现在则能换到一万钱左右。
李慢侯之后几乎以扫荡的态势，挨家挨户走遍这些面向权贵的奢侈品店铺，贩卖金珠玉器的珍玩店也是关注的重点，得到的信息比李慢侯想的还好。
送礼送金银本就粗俗，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更加雅致，古器珍玩美玉才是最爱。这些物件儿，同样在战争中饱受毁弃。只要是金兵统帅肯接受的，宋钦宗全都搜刮了送去，皇宫的各种用具都扫荡一空，乃至宋钦宗一度无法在大殿上进食，因为没了相关器皿。宋徽宗奢侈一生搜集起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只要金兵肯要，也都从各个园林中搜刮了去。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金兵统帅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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