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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十月中旬，太湖南岸一处叫做浔溪的村子里，来了一群外地人。
浔溪村人不敢怠慢，因为这群人家，是新搬来的新地主。
宋朝土地买卖十分频繁，因为这个朝代对土地兼并的态度十分宽容，宽容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由于土地矛盾向来是一个大矛盾，历朝历代都将抑制兼并视作王朝长治久安的良方，从汉代到唐代，都采取过各种抑制兼并的错失，而这些朝代，每一次大混乱，都是引失地农民起义而引发。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汉代的兼并，性质更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并，不过老贵族消灭了，汉朝的新权贵们，刘姓子孙和开国功臣权贵们在地方上肆意夺田，形成了类似春秋战国士大夫的那种地方豪门，史书称之为门阀。门阀随着汉武帝出击匈奴，迁富户充实关中等耗尽资材的行为，被打击了很多。但土地兼并依然继续，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的理想主义学者王莽被推举为皇帝，改革失败，最后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汉朝灭亡。东汉继续了这个过程，最后被黄巾起义击倒。
吸收两汉教训的唐朝，实行均田制，在唐初执行了很长时期，奠定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盛世。
可是到了宋代，却一改这些政策，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甚至抱着纵容的态度。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就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不通检就是不检地，不重新分配，这道诏书彻底废弃了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度，不再以人口为基础分配土地，而是以能力来分配土地，让“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的那些人放心大胆的开发土地。最初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在王朝初兴的时候，鼓励百姓开发抛荒的土地。但因为这诏书，就变成了祖制，祖宗制度是不能改的，因此宋朝等于宣告放弃了对私有土地的重新分配权力。
于是兼并不可遏制的出现了，而且比前代更加凶狠。土地兼并，不外乎两种方式，所谓“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汉代的兼并，带有贵族性质，主要是豪强吞并土地，而宋朝有发达的商业经济，因此买卖和吞并兼而有之，造成旷古烁今的土地兼并程度。有学者根据宋代留下的田亩纳税记录，做过研究统计，认为宋朝一成的地主，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有三到四成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
这还不算大规模的隐田，宋代富户许多将自家田产诡托于真假官户、寺观、贫民下户和逃亡户，或诡（假装）分子户（分家），少则几户，多见几十户、上百户，因为官户、寺庙都不用纳税，户口分上中下共五等，等级越低税额越小，每家丁口越少等级越低，因此富户通过分户，买通官吏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户口等级，让自己变成“贫下中农”。结果是许多土地实际上是集中的，却名义上分散在一个个假户口上，实际上在地主们手里，名义上却记在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寺庙名下。由于永不检地的祖制制度，一直到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不足法”这种在古代社会的狂悖之言后，才开始推行心法，其中一项内容叫“方田均税法”，目的是将那些隐田统计出来，征收赋税，弥补财政。王安石先后在开封、京东、河北、河东和陕西等五路重新丈量了耕地，丈量前官府黄册上的土地只有1.22亿亩，清丈后的耕地面积是2.48亿亩，增加了1.26亿亩，隐匿的土地竟然比在册的还多。
可惜王安石的检地运动，打击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于是变法失败了。只在北方小规模的进行了丈量，还没来得及清点南方土地，新法就被废止。而南方的土地兼并，甚至比北方更严重，因为这里是中央皇权投射不到的地方，更加自由，兼并就更加肆无忌惮。方腊之所以造反，就是官吏豪强不断榨取，导致这个漆园种植园主忍受不了而造反。
太湖流域更是兼并的重灾区，这里的土地灌溉条件得天独厚，又很肥沃，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宋徽宗的昏聩。他重用的奸臣朱勔以苏州为中心，作威作福，以给宋徽宗寻找花石纲为名，对各级百姓穷尽搜刮之能，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看重谁家的物件，马上派官吏去盖上黄布，派官吏看守，名曰黄封。老百姓不但要恭恭敬敬的看护这些黄封，每天还要给黄封磕头，并且承担这些黄封运到开封的运费，这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承担的起的，即便大户都吃不消，所以中等人家悉数破产。
很显然这种黄封手段，很容易变成敲诈勒索的名目。不想破产的中产之家，甚至一些富户，都需要给朱勔党羽进贡。通过这种方法，朱勔在苏州当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万亩土地。这是官府抄家记录在册的，官府没抄出来的有多少？有没有抄家的官吏贪墨的土地？有没有朱勔通过分家、诡寄等方式隐藏的土地，没人知道。这还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党羽无可计数，朱勔搜刮花石纲，龙颜大悦，十分受宠，乃至一时间，东南地区的官员都需要他才能加官进爵，史称“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朱勔府邸一度被称之为东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都是朱勔门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计其数。朱勔倒台，就是这一两年间，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实根本不可能赖得及收拾遍布东南的朱勔党羽，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这些党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带，因此这一带的土地，大多数都被这些恶吏兼并。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种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荡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自成一体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种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户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种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出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乱，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高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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