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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于谦,这个孩子坚定道:“学生以为,国以信立,国无信则民无畏。”
朱允炆没有表态,又看向杨稷,后者忙起身道。
“学生以为,国以法立,法不严则国无法治民。”
朱允炆仍然没有表示出赞赏或者其他否认的态度,又问王与准:“你呢?”
“学生以为,国以宽仁立。”
王与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有仁治才有盛世,秦法严苛二世而亡,文景宽仁汉有四百,民力疾苦,有宽仁之政方可得万民之心,民心有了,江山就稳了。”
朱允炆挨个问下去,得到的答案也大多这三种,即法治、公信力和爱民恤民三种。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
朱允炆开口讲课,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
“为什么需要法治、公信和仁政呢?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没有这三样,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
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而是用以稳国的。
国以何立,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
所以,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立国的基本是政治,立国之后怎么做,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公信力和宽仁。”
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这不就是立宪吗。
立国先立宪。
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严苛而亡,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要么就是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阵子冲劲。
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
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
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审视之后,说道:“这八个朝代中,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即商鞅法下的,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
汉,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到了昭宣中兴,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王霸并行。政治体系多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
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九品中正制,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祸国殃民。
隋立国太短,无法评述。
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各个方面吧,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不提其取得的成绩,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唐朝亡国之后,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或者过度到两宋、辽金元。
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改个牌子罢了,从根本上,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两宋朕懒的提,也不想说,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
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
首先来肯定一下,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两宋留下来的、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一些工匠的知识,冷门的数学,甚至包括造船、火器、天文,都在得到发展,而且文化上,元杂曲的诞生,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
而在政治上,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军事上,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
朝廷中,他用安童做丞相,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
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但靠着阿合马,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阿合马一死,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四海皆反。
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
开学堂,就是希望将朕所学的知识传播出去,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增长见识并且懂得思考,如何在将来遇到矛盾的时候,从这些矛盾中摸索出一条双方共赢的道路来。
不要继续在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圈子里打转转。”
朱允炆讲的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顺道看一下下面十几个孩子的神情。
这里面,有的一脸思索,有的一脸蒙圈。
确立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说,甚至包括对杨士奇这些阁臣来说,都是太过于缥缈的知识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朱允炆那句‘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话而深受触动。
唐亡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走马灯的朝代可不就是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打圈圈吗。
不跳出来,哪里有不灭的朝代呢。
总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这个时候,于谦举起了手,朱允炆便抬手,示意前者起身问话。
“恩师既然言立国在于政治,学生愚昧,想知今日我大明,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
“没有。”
这个问题,朱允炆不假思索的就摇头:“因为没有,所以朕才要开学堂,而且让这个国家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课,讲故事,希望的,就是借助你们这些神童天才的智慧,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中找出原因,而后建立一个可以避免并且消弭这些矛盾的,能让我大明和百姓可以稳步进步的新政治体系。”
立宪这个想法,朱允炆没有拿出来。
不是他恋权,而是眼下的大明没法立宪。
读书人太少,能有后现代见识的那更是一个没有。
这也就自然不具备立宪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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