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3/45页)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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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92;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朝圣政录》很大程度上是部歌功颂德之作,石介《序》云:“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圣,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5]难怪此书“上之,仁宗嘉纳焉。”[6]宋仁宗如此肯定此书,足见此书的半官方性质。欧阳修主张:“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认为:史书应当记述“君臣善恶、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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