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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先是
汉好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
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
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
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
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
盏举著，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
“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
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
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
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
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
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
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
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
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
：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间卜，不
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
，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
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
三部小说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
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
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
，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
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
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
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
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
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
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
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
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
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小说。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
“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
、《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小说，随着父亲著作
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
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
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
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
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天津朋友说：“武侠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
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
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
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字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
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
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
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
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
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
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
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
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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